到哈佛念中国近代史，主要的目的就是跟随费正清教授。我当年亦有此想法，但很快就发现自己的兴趣更接近思想史，所以后来拜史华慈教授为业师，然而在考博士口试时仍请费教授主考我的中国近代史，以示对他的尊重，其实我并没有选修他太多的课，大多是旁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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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正清，摄于1959年 |
这类历史细节是费教授的特长，他授课也是如此，语调干枯而细致，面孔毫无表情，上课开讲先来一句：“Ladies and Gentlemen”，立刻进入正题，毫不浪费时间，更没有废话或“转弯”。据闻他第一次开“东亚文化”大班课的时候，为了引发低班学生的兴趣，时常辅以幻灯片，他在第一堂课放的第一张幻灯片就是一张中国的稻田，然后他不动声色地说：“女士们，先生们，这是一块稻田，这是一头水牛……”学生们因此把此课叫作“稻田课”，是哈佛有史以来持续最久（从20世纪50年代直到现今）的课程之一。
费教授教的“中国近代史”当然更加仔细，其中尤以传教士的活动以及晚清自“同治中兴”（大概想要与日本的明治维新比美）以后的改革运动最为详尽，所以学界往往把费氏的理论归纳为“西方影响与中国反应”的模式，后来引起不少批评，无须我在此赘言。他的这个模式，显然得自当年社会科学上极为流行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理论，也许受了韦伯（Max Weber）的影响，特重制度上的“合理化”和“效率化”，而没有“人味”。换言之，他没有把人的因素和文化的复杂性列入考虑和讨论的范围，所以他的书读来枯燥无味。
我的这种思想上的不满情绪，终于忍不住向费教授发炮了。在他开的一门阅读课中我大胆地借义和团为题发表我的谬论：为什么费氏的书中关于义和团的论述基本上都从西方传教士的立场出发？为什么义和团的“奉民”都是没有嘴脸的暴徒？这批下层人物的“心灵世界”该如何描述？他们的入教仪式（和太平天国一样）是否值得仔细研究？换言之，文化人类学这门学科怎么没有进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领域，而只是一味抄袭西方“现代化”的理论？最后我竟大言不惭地说：“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人在哪里？！”此语一出，班上的同学都很惊愕，觉得我这个后生小子竟然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然而费教授听后，非但不以为忤，还露出他罕见的笑容对我说：他也感觉到这个缺点，所以正想说动史华慈教授和他合作，另写一本教科书。
从此之后――大概是我入学后的第三年――我和费教授的关系开始接近起来。他公开称我是一个“放荡不羁者”（freespirit），可能指的是我在为学上的自由心态吧，我从此也更以此自居，逐渐在思想上独立起来，不再完全相信老师说的话都是至理名言。而费教授似乎也对我另眼相看，非但请我（当然也有其他人）参加他家的茶会――每周三下午定时举行，我也因此认得他的夫人费慰梅女士――还不止一次请我和少数研究生在周末到他的避暑山庄（在附近新罕布什尔州的弗兰克林）去小住，因此我也认识他夫妇收养的两个女儿，这使我深深体会到费教授人情味的一面；对他的女儿平易可亲（其时他已六十多岁，而他的两个女儿尚未成年），而对他的夫人和老母更是敬爱有加，在这一方面他是典型的正人君子。因为他出身寒微，所以自小养成生活朴素的习惯。我们几个学生初抵山庄不久，他就带着我们去砍柴，体力劳动数小时，有一次他还率先跳进一个泥泞的小池塘中，要我们先洗一个“自然澡”。劳动过后，简单的晚餐吃得也格外开心，晚餐后闲谈一阵（往往是他夫人的话多），他就早早就寝了。第二天清晨他一早起身，立刻到他的小书房（在住屋附近）去工作，整天除三餐外足不出户，据说是数十年如一日。而费教授在周末以外的工作日生活更是严谨，每天清早起身，大概在六时左右、七时不到――甚至在洗漱时――就开始一一打电话给他指导的研究生：论文写怎么样？什么时候写完？有什么问题？我个人后来写博士论文时也有此经验，他的学生无一幸免。上午四个小时他决不上课或见人，而是独自躲到他在怀德纳总图书馆的书房中去看书，每天下午才去上课、上班和处理公务。他的住所――Winthrop街四十一号――距离图书馆仅数百步之遥，散步不到五分钟就到了。后来他对我说：“几十年来我省下不少时间！”又谆谆告诫似的说：“以后你们教书忙起来，每天能抽出两三个小时读书就够了！”我至今奉为金科玉律，但读起书来恐怕没有他那么专心。
费教授办事条理井然，而且事无巨细一定亲自料理。记得我当时论文尚未完成，竟要求先到欧洲去“游学”半年，并找寻写论文的“灵感”。费教授非但欣然答应，还为我弄到两千美元的奖学金去欧洲各国游历。记得我成行前去见他致谢，他给我三封信，要我在适当时机交给他的三位欧洲汉学界的朋友。其中一位是当年在伦敦执教的SuartSchram教授（后以研究毛泽东享誉学界），记得我把费教授的信拿给他，他看后大笑说：“看来费教授要我带你到酒吧去喝酒，他说你是一个freespi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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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在哈佛园中国留学生碑前（1966） |
到了最后考中国现代史的时候，费正清教授不慌不忙地说：“Leo，你刚才回答俄国史问题的时候，好像对于历史上的日期（dates）不大清楚。那么我也问几个日期的问题：国民党的前身中华革命党哪一年成立？”
“1913年。”我立刻回答，心中早已开始慌乱了。
“那么，太平天国的军队哪一年攻下南京？”
“大概是1854年吧！”
“哪一日攻克的？”
我怎么知道？！
“中国的第一个留学生容闳哪一年进的耶鲁？哪一年毕业？”
“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娶了一个美国太太。”
如此一来一往，他连续问了我不下十来个日期，我最多答对了一半，情绪从此一蹶不振，斗志全失，勉强敷衍到终场。费教授以主考官的身份对我说：“回去吧，明天我让秘书通知你结果。”
那一晚我根本睡不着，自知凶多吉少，泄气之余，只有准备重考。自从进哈佛以来，我一直一帆风顺，这次惨遭滑铁卢，是否自己太大意？准备不足？其实我花了将近两年工夫，记了无数页笔记，他那本“新约圣经”――《东亚的现代转化》――读了又读，就是没有背历史大事和小事发生的日期。我还准备了一大套自己对近代史的看法，结果完全派不上用场。完了，完了，看来费教授在“整”我，因为我曾在他的课上出言不逊！
想来想去，整夜失眠。第二天早上仍没有电话来，知道费教授下午才去办公，不会这么早通知我的，只好出门散步。一直等到傍晚时分，电话铃响了，费教授的秘书琳达告诉我通过了，我听了根本不相信，又多追问几句。我曾经约会过琳达几次，所以私交不错，我再三盘问，她只是说我通过口试了，其他一概不知。
又过了一天――或许就是当天晚上――费教授亲自打电话来安慰我，说了一番话，我至今记忆犹新：“我们男人考博士口试，就像女人生孩子一样，孩子生前有阵痛，痛完了生下来就好了！你就把它当作一时的阵痛算了，没有关系。”我一时语塞，挂了电话怔住了。后来把自己的经验和同学讲起，顿时传为“佳话”，因为从来没有人被考问过日期！事后我再三反省，得到的结论是：费教授可能觉得我太嚣张，对历史见林不见树，脑子里一大堆理论，似乎基本功下得还不够，所以要考我历史的细节，如日期。
从此之后，我的态度也收敛多了，费教授却反而对我爱护有加。
如今我在教授晚清文学课时，还会想起日期的事，有时还会突然问问我班上的研究生：“梁启超在哪一年从日本到美国游历？在此之前哪一年坐船到夏威夷？哪一月到的？鲁迅哪一年逝世？孙中山哪一年诞生？……”
班上的学生一片茫然，一个日期也答不出来！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历史学自从福柯以后，早已不讲日期了，只讲“话语”、“权力”和“时机”。费教授泉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值得在此补述的是费教授一家人对我的知遇。我并非他的及门弟子，但他却处处不忘提拔我，他的夫人费慰梅（我一直叫她慰玛）更是如此。缘由之一是我的博士论文，我想研究至少五六位“五四”时期作家的浪漫心态，而费教授只要我研究徐志摩，当然我又没有听他的话。在写论文的过程中，我才得知费氏夫妇年轻时曾是梁思成和林徽音的挚友，我甚至猜测连费正清也和当年仰慕林徽音的几位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慰玛更是林徽音的闺中密友，两人数十年间一直有书信来往，后来慰玛以这些书信为基础写成一本书，就叫作《梁与林》。后来我受慰玛之托联系中文译本的事，因此几乎每周日都会去拜访她，那时（千禧年前后）费教授已经逝世，慰玛把他的照片和著作放在床边，不时拿来看看，令我十分感动，更从慰玛的点点滴滴的口述中，感受到这位大教授人情味的一面。他的两个收养女儿更是对他的恩情念念不忘，她们两人（Laura和Holly）一直事父母至孝。大女儿学护士，二女儿学舞蹈。父亲在他们的农庄特别为二女儿建了一间面积颇大的练舞室。大女儿后来也子女成群，住在附近，时而和我见面，我因此也逐渐把慰玛视为母亲，甚至比对我自己的母亲更亲。
费正清教授逝世前数年曾有一次患心脏病，幸而康复，他痊愈后发给每人一封公开信，信中叙述他大难不死的经过，极为幽默，妙趣横生，对于家人更是亲情备至。他逝世前一个礼拜才刚完成一本书的稿子，据慰玛说：他亲自把书稿递交哈佛出版社后就平静地过去了，似乎大功已经告成，了无牵挂。前年慰玛以刀十余岁高龄去世时亦是如此，Laura告诉我说：慰玛饱受病痛之累，有一天她把两个女儿和她们的家人都叫到身边，宣布说自己再活下去已没有意义，于是当晚就平静地过世了。
当时我人在香港，后来她的追思会我又未及参加，所以特别写了一篇祭文，表示追悼之意。费教授在世时曾写过一本自传，书名叫《归于中国》，据说出版后他的学生都纷纷在书后查找有无自己的名字。我当然无此非分之想，只是对费教授多年的提携和照顾感到一份歉意。据说在他葬礼的时候，大部分学生都来了，我又缺席。也许，在他面前我总有一份腼腆，不像和慰玛相处那么自然。
（摘自《我的哈佛岁月》，江苏教育2005年5月版，定价：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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